3 a.m.,寫住先當做寫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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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失敗 政府責無旁貸

上月(9月)10-17日中大民調顯示,約53%市民認爲如果政改方案篩選掉與中央政見不同的人,立法會應該否決,支持方案的只有三成。不過如果根據嶺大用「袋住先」來形容方案,約54%認爲應該袋住先,反對的則有約38%…一直到了佔領運動進行之後,理大民調發現反對「袋住先」變成了約59%,支持的大約30%。

簡單來説,人大框架引申出來的方案違反大部分市民意見。而且遠遠地得不到大部分市民支持。

如果,人大決定源於香港的政改報告,那麽政府在產生出一個嚴重違反主流民意的方案的過程中,在這政改失敗的過程中絕對責無旁貸。

面對現實 重啓政改

面對現實的話,在現有框架之下,政改方案根本無可能在立法會通過。就算一旦在立法會通過這個只有三成市民支持,而有兩倍即接近六成市民反對的方案,勢必加倍激起市民對政治建制憤怒,公民抗命將更加一發不可收拾。這種粗暴打壓民意以及推動政策的手段的負面影響,相信在近年各個事件中已經表露無遺。

因此,政府在現有框架下推動任何方案,無論通過與否,都必然導致管治重大失敗。政府理應馬上面對清晰的民意傾向,重啓整改。

重啓政改 面對民意

明顯地,如果政府只是打算再次在政改研究玩弄和扭曲民意,絕對不可能提出有效方案達致普選。而同時,如果政府再加以拖延,則同樣會引發大規模抗爭行動。如今唯一的可能性,是實踐政改,並真正了解、面對,和尊重民意。

其中起碼包括三點:

一) 必須放棄方法和結果極不透明的研究和咨詢手段,進行合理的調查與咨詢。咨詢過程中,必須引入包括公民提名等有大量市民認同和支持的方案,以供市民、港府、和中央政府參考。

二) 必須小心處理基本法問題,不可就政府或者建制立場而隨意解讀,或者以所謂必須遵守基本法而誤導市民。需知道,政改過程複雜,根本就是因爲涉及修改基本法的程序。政府過去所謂的遵守基本法,卻經常變成對基本法的選擇性演繹、解讀,甚至無中生有。

三) 引發公衆了解和討論,並最好透過中立和多管道的方式進行研究調查。

務實思維 破除愚昧奸邪

最後,關於所謂國家安全的思維,當然重要。然而,現在處理如此重要的問題,竟然以佔領人士有水可飲之類的無聊觀察,配以狹隘的冷戰、二戰、甚至清朝國侮的思維和世界觀,而推斷外國勢力的操控和運作,實屬極端的兒戲、幼稚,和愚昧。

如何有效而穩定地管理一個地方,在現代社會,關鍵從來不是用強。要了解反抗運動,必須抛棄愚昧;要有效管治,必須重拾政治智慧。因此,如果回到原點,梁振英政府上台以來,各方面的禮崩樂壞,不能制止。建制管治班底和勾結的利益和政治團體,更加集極端的愚昧、野蠻、無恥、貪婪於一身。沒有如此不知所謂的建制班底,香港人的反抗運動,也難以單單因爲政治訴求而驅動發生。一旦如此班底存在,不但無助解決問題,其言辭行爲,肆無忌憚,不知好歹,更會進一步把香港社會推向潰敗與滅亡。如果管治是一種多元勢力的集合體,則梁振英政府的一班人、一套手段、一系列做法,明顯是管治勢力中的毒瘤。

建制能 除非本意破壞

甚至乎,在高度民主的社會狀態中,絕對不代表現在的泛民勢力就能呼風喚雨,相反以香港人的務實作風,現今建制其實更有實力在民主制度下跑出。只要能培養良好的政治人才,有理有據的決策方式,在民主制度的角力下產生的班底適度而務實的管治下,繁榮是可以共同發展,而成果也是可以共享的。除非建制的做法就是要從根本地對香港整體帶來利益損害和社會破壞,而換取不合適的利益。

也許,其實建制勢力在政治現實中,並不一定和大衆處於對立狀態。如果是這樣,那務實地解決這種極端愚昧與貪婪引申的矛盾問題,就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堅持自己的一套思維和做法,甚至認爲建制勢力與公民大衆的對立是必然的,那,在現在市民覺醒,又風高浪急的時代裏,大家也走着瞧吧。

[PS. 各位佔領運動的朋友,習近平明天後天或者大後天忽然沒有通過任何程序之下公佈香港2017就要公民提名,這個機會率有幾多呢?重啓政改和撤回人大方案有什麽實質分別呢?如果香港民調顯示大部分人反對佔中,又大部分人支持袋住先,”中間市民”是不是不重要呢?如果利用奪取和利用武力作爲手段,會引伸出對方可以合理地使用什麽手段呢?除了佔領實體空間,還有什麽可以/應該佔領呢?如何佔領呢?例如立法會裏面有咩方法最低傷害和代價又最有效而強力地佔領呢?香港的利益傾斜,除了hardcore政治(其實到頭來成效也很難很成疑,唔好亂開民主效果空頭支票…),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即刻開始佔領呢?呀… 王維基會不會佔領了收視率呢?]

團結不等於從屬 既沒有煽動就沒有騎劫

我不是在說服大家行動/參與。我只是說想法。
有種想法叫騎劫/極少數人令到運動被歪曲(包括激進化)+ 雖然我都知道其實不是這樣這些只是成個運動很小部分。

我想說的是三點:

一) 即係,最關鍵係,問心嗰句,其實你自己都明知道成件事嚟講,呢啲講法係同不能確切形容現在的情況的。

那麼,你擔心的是甚麼?是你的朋友看了電視會誤解你本人,所以運動的搞手有責任反控制傳媒報個「真實」情況,你先會參加?

那麼,也就是說,當有一班人甘心和平地抗命被捕,而其實,諗清楚,講真,實際上你內心深處那阻力,係擔心係人哋因為睇完電視報道所以睇衰你?

二) 好了,承上,media studies基礎知識:學界一般認同媒體直接影響其實不大,媒體最叻嘅不是改變人,而係強化人既有嘅諗法,讓一些人有材料去再強化話「嗱!都話啦!」

所以,其實嗰啲要誤會你係恐怖份子的朋友,不真的是被媒體「影響」的。無電視報道,你話去遊行,佢哋一樣話:乜咁激呀??你真的咁擔心這些人這樣想你嗎?

三)其實,把一個如此大型的行動,想像為單一個體,只執著於把前線偶然的肢體接觸,或者三兩個領袖,或者牌頭/主要口號,就認為運動性質是這樣那樣,是很粗糙和遠離現實的。

但同樣地,執著於騎劫和小數人激進搞亂行動,背後同樣是否定個別參與者,和你自己,在其中的能動性和角色。認為自己一定要跟住一個唯一、理想、完整的牌頭才能行動,或者認為自己的行動只是從屬於一個牌頭,那邏輯其實同把少數當為一切的單純和over-generalisation十分相似。從最具體的情況來說,實際上現場有些群體在討論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保護運動,例如他們較認同站立舉手組人牆,而不是躺下等人拉。

簡單地說,行動實實際際上是甚麼,從來不是一兩個人說了算,而是靠每個人做出來的。來、不來,衝、不衝,叫、不叫,談、不談,拍照分享、不分享⋯每個個人的決定和行為加起來,但又萬衆一心為爭取民主制度,才是真正有意義的「集體」個人行動。

「行動」不是領袖、不是牌頭。是行動者。

《928事件:如何從重奪廣場發展到暴力清場 2:對峙形成》

前文《928事件:如何從重奪廣場發展到暴力清場 1:前提》

罷課行動逐步升級

罷課過程中,學生一直要求梁振英對話。先是星期一開始罷課時已經提出要求梁振英公開對話,然後就是中環遊行(24日星期三),再到通宵在禮賓府外靜坐(25日星期四),在整個禮拜除了被故意歪曲是「爭取儘快一人一票」而不是「不要篩選」之外就無其他溝通和回應的情況下,學聯和學民思潮最後星期五晚上再把行動升級成重奪公民廣場。

一直以來罷課相當平靜,甚至有不少時候顯得有點冷清。不過可以看到同學都在思考。特別由於他們在做一些脫離平凡生活的事情,多少跳出了平日理所當然返學放學的心態,要思考是否能夠Justify這種行爲。當然你可以質疑他們的決定好不好,但應該很難説他們不清醒,反而他們在一個不平常的處境下,其實awareness係特別地提高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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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下課之後就到了那裏做研究收資料,和示威者談了兩三個鐘頭。我相信,他們重奪公民廣場,並不是在提出罷課行動的時候就預先決定的。很多時候,都要看當時情況才決定下一步怎樣做。對個別參與者來説,更是如此。不要小看政府情報網,如果一早揚開要重奪廣場,警方一定有大量戒備。(關於學生策略轉變的討論,可以看從參與抗爭 到 抗爭邏輯覺醒 Making Sense of Protest Consciousness and Decisions)

學生突然闖入公民廣場

回到當晚。我當時就身處公民廣場外,其實晚上集會十點已經基本上宣佈完結,但當時黃之鋒表示之後立法會的電影放映會有一些技術問題要處理,所以就跟大家談談自己這個月搞罷課的經歷。於是運動沒有「完結」,人群沒有要散去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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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忽然有人上台跟黃之鋒説話,然後他公佈現在學聯和學民思潮會進入廣場,重奪公民廣場,並叫大衆考慮是否跟去。但台上也同時不斷呼籲說這行動是公民抗命,有法律風險,特別不斷強調穿校服的和未成年的年輕人要馬上離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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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群衆是完全摸不着頭腦的。然後大家都跟上去到廣場鐵欄外的位置,但真正進去的人不多,因此最終廣場内被擡走和被捕的人並不多。這時候就看到警方使用胡椒噴霧,並調動人手進場把示威者團團圍住。之後才看見舉出警告黃旗(一般來説噴霧是對有威脅性的衝擊者使用,而且使用前需要警告,使用時不可以噴向面部特別是眼睛),在使用之後需要反過來跟進傷者情況並提供適當協助。當然這個條文是頗難實踐的,而至於警察實際上的用法,相信不需要詳細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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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時候,警察最擔心的是如果門口打開,更多示威者一湧而上,情況就會失控。所以曾經發生一段插曲:有其中一名佔領者心臟病發,但警察因爲不敢開門所以不開路讓救護車進入提供急救。後來醫護人員推床去救援,仍然被擋在門外一陣,因此換來示威者極大噓聲。最終警方讓路讓救護員内進,市民也沒有借機衝擊,反而一貫地讓路給救護員通過,並對救護員報以掌聲。那位佔領者最終健康也沒有大問題。同時,因爲裏面有人中胡椒噴霧,市民通通不停透過鐵欄傳送物資進去,特別是水。裏面到底是佔領者傳遞物資還是記者幫忙,因爲太黑而且人頭湧湧,我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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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開始有一兩個示威者再爬圍欄進去之外,其他市民都只是在外面叫口號。這樣就形成佔領者在内,示威者在外的局面。外面還有示威主台,作内外聯係溝通。外面市民不斷團結呼叫釋放學生,而且每次呼叫可以連續超過十分鐘。但裏面出來透過mobile發放出來的消息是不一樣的,學生認爲公民廣場本應屬於公民,讓公民參與、討論、議政以至示威集會,實屬正常,反而是政府霸道興建圍欄,因爲政治原因,把本來開放給公衆的空間變為管制區,所以學生堅持要奪回公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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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令外圍市民鼓噪的,是黃之鋒不單被捕,還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被警察從背後上手扣拘捕。當時廣場裏面表示黃之鋒被捕原因之一是襲警,不過後來再沒有提出相關起訴。

警方包圍驅散 與增援市民形成對峙

市民在外面陸續叫人前來聲援,裏面也暫時無法清場。人越來越多,擠滿了大約半條添美道。然後開始有傳言警方將會多方面包圍,包括場外示威者,並把所有人都拘捕(最後的確發展到把整個政總範圍的人包圍)。這時候市民對警方舉措也特別敏感,不斷盤算警方下一步行動,並準備應對,基本上排除警方會為集會作安全有秩序安排的可能性。警方也派出便衣臥底不戴應有的委任證件,滲透人群之中。然後其舉措被部分人士發現,市民便會把其包圍,並用相機和照明燈光對住相關警員,把他們驅逐。有便衣為了隱藏身份甚至要轉身奔逃,由其他警員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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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淩晨零時多一點離開廣場,之後還陸續有人增援。(之後是從社交媒體組織的,如果有錯誤或者遺漏,請指教和更正)之後警方懷疑以便衣突襲住台,破壞電力系統和廣播音響;之後又從各個關口突入試圖軀散集會者和主台,期間為開路有對沒有Agressive行爲的市民使用胡椒噴霧。相對來説,市民自組應對方法,在各警方可能突入的關口組織人牆,前排用雨傘抵擋噴霧,後排則高舉雙手以示和平抵擋,用身體抵抗警方前進。

至此,警方與市民終於完全成了對立對峙的狀態。時間是九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淩晨。

待續…

《928事件:如何從重奪廣場發展到暴力清場 1:前提》

這一系列文章將會嘗試整理事件的一些脈絡。我認爲這整理的重要性,在於把事件前因和發展串聯,避免抽離當時處境和一步一步的發展過程,而集中在所謂「混亂」的狀況。也可以有助為事件中的責任問題,以及是否可以處理得更好,以至如何收拾局面帶來啓示。

928事件,從第一枚催淚彈的白煙升起,之後發生什麽事,相信已經有很充足的報道。而我將從所見所聞解説這之前發生的事情,以及為什麽情況會演變成這種地步。我基本上見證(witness)了大部分事情的發生,不過我也只是一個人,當然角度有限也要吃飯睡覺,不能完全知道到所有事情。雖然如此,但我還是多少能從星期五重奪廣場,到星期日暴力清場,基本上整理出一個比較清楚的因果發展,其中也有一些是比較少人談及的見聞和見解。歡迎大家再作補元。開首的說話就到這裡。

一切從定性佔中犯法開始

犯法與不犯法,絕對有灰色地帶,而且那個灰色地帶是什麽意思非常清晰。只要擧一個例子和佔中對照,就可以清楚説明:胡仙案。1998年ICAC想要指控胡仙詐騙,梁愛思作爲律政司,因爲所謂「公衆利益」放生胡仙,所以到今天,我們都不可以說胡仙是一個犯人。相對來説,佔中連什麽時候、在那裏、會做什麽都沒有說過,梁振英就話佔中一定是犯罪行爲。

這兩件事件相比,明顯看到灰色地帶存在於政府對法律起訴程序,和動用警察武力的決定權的操控。也就是,灰色地帶不單存在,而且,起碼有一個很大的部分,是一種傾斜在政權一方的不平衡權力。權力也伴隨責任。梁振英在沒有確實情況下定性佔中為非法,也應該為這種思維帶來的結果,包括使用警察暴力打壓的方法,負上責任。

警方角色轉變

爲什麽我認爲一切從政府在事件沒有發生之前已經定性佔中犯法開始呢?因爲這次警方的處事手法與過去處理集會的方式明顯不同。

例如,2012年反國教事件,和重奪公民廣場事件,兩者領頭參與的,都是學生。而2012年學生能夠佔領一個星期。集會最後由政府讓步,示威者接受而基本上和平結束。當時過程中,基本上警察的打壓力量相對很小,就算在早上學生返學人丁單薄的時候,也不怕警方突然清場。而示威者也克制並跟政府協調,基本上沒有令立法會和政總癱瘓,政府官員與議員基本上還能夠如常工作。可見政府如何管理集會,直接影響到集會的複雜程度和帶來的影響。而警方在過去遊行和集會中,就算對遊行人士偶有不合理刁難,但仍然是一個協調者(facilitator)的角色。

不過,這次警察「也許」因爲佔中被定性為犯法,或者突然在公民廣場建設鐵欄然後把嘗試走進裏面的市民定性為犯法,警察角色完全沒有協調協商的意識,而是好聽的話叫執行者(enforcer),對和平集會認識來説實際卻是打壓者(oppressor)的角色。整個928事件裏面,警方的行動是被認爲充滿陰謀的,嘗試執行各種從阻撓到搞亂到清場策略。而沒有了保障示威者安全和令集會和遊行順利的這一種基本角色和立場。

強硬處理手段愚昧非常

同樣道理,也因此,梁振英政府不單在學生合法進行罷課集會時不斷拒絕學生對話的要求,在事件升級為佔領公民廣場之後,更加一次又一次堅持事件違法,錄音機式的反覆講同一套説話,不單抹煞了能夠協商、讓步、令集會和平散去的可能性,而且嘗試借此為武力清場説項,把暴力説成專業。到今天早上,催淚彈都放過了,人也打過了,才反過來派談判專家嘗試説服市民離開(仍然漠視市民訴求,派警方人員,而不是政府政改代表/中間人談判),這種先兵後禮(而且是不能控制情況下才禮)的處理手法,是非常愚昧反智的。

因此定性犯法,以及警方角色轉變,為這次事件不能和平進行,尋找協商機會,結果走向暴力清場,打下了基礎。

待續:對峙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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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國教運動時的公民廣場集會情況:https://www.facebook.com/alex.tang.h.m/posts/10154658259885022

從參與抗爭 到 抗爭邏輯覺醒 Making Sense of Protest Consciousness and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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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見山。我想用實在的與示威者訪談的初步結論,不依賴浪漫的口號和論調,去嘗試分析,並從示威者角度回答一個非常常見的質疑:「結果都不會改變的,爲什麽還要抗爭?」

這回應也多少使用於,對某些看上去沒有清晰目的/突發的抗爭行動提出的質疑。

從訪談整理示威者抗爭思維

首先,兩點背景資料,我的學術研究關於社會運動和政治意識(Political Consciousness),因此我在這次罷課期間和十多名參加者、同學、團體搞手等做了訪談。第二,在罷課過程中,我必須坦誠我感覺掙扎,因爲這次罷課抗爭中有很多事情,好像和一般認爲有效的做法不一致,甚至與學術研究上關於説服與動員的理解相違背。

和示威者們詳談之後,我的感覺是,示威者和透過媒體看的「冷靜分析」者的邏輯,是頗不同的。然後,起碼在訪談之後,我認爲示威者的邏輯不是過渡浪漫與愚蠢,而是理性和可以理解的。不過訪問過程中也感覺到,大多數被訪者似乎並沒有把這想法很清楚地整理出來,而是在訪談的對話中慢慢觸摸到的。在示威過程和實踐中,這種邏輯更多透過行動本身或者一些理念片語或口號來維繫。簡單來説,那常常會遇到的問題是:「明明不能說得上會有效果,爲什麽還做?」。而我希望提出示威者口中「不是看到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才看到希望」的一種理解方法去回答這條問題。

抗爭經驗中的兩種不確定性

兩種不確定性,讓示威者認爲”是否確定會成功”與”行動與否”是不需要有清晰關係的,但不代表示威者不重視達到成果。第一種是市民參與和抗爭運動延續擴展的機會,第二種是當權者内部決策的思維。

首先,抗爭者身在其中參與,行動的決定很大程度靠的是經驗加上形勢的觸覺。而過去經驗告訴他們,行動的成果的確是難以預料的。學民的同學告訴我,2012年國民教育當時,本來開學就馬上暫時結束的絕食和抗爭運動,其實當初真的完全想不到能夠延續整個星期,而且會持續的有市民參與集會,到最後的十二萬。市民的反應,其實不是簡單可以預料的,是隨着運動的進行,受到不同因素影響而會不停發展轉變的,其中也包括不同群體之間的互動,包括政府的回應方法。

所以某程度上,策略是一步一步來的,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定好的所有綱領。更多是隨情景決策,摸着石頭過河。

第二個不能確定的因素,其實是政府。因爲政府決策非常複雜,甚至牽涉中港兩地政府之間的互動。也就是說,例如在國民教育的抗爭中,其實抗爭者也沒有預測政府最終是否會有所讓步。

所以某程度上,抗爭者的行動是認同和考慮到這兩種不確定性,而隨着情景變遷做出不同決定的;而不可以把決定簡化爲某些事情必然會發生或者不會發生的推想;更加不可以簡化為浪漫地撞頭埋牆說做不做只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示威者都認同是否成功爭取改變,是其中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只是思考的邏輯並不是單純的path-goal關係。

或者,其實又可以反過來問,認爲行動「根本無用」的評論者,除了個人經驗和輿論之外,又憑什麽「確定」市民不太會參與或者就算很多人參與政府不會改變呢?

社運參與和抗爭政治意識的先後次序

那這兩種關於不確定性和抗爭處境會有所轉變的想法,是不是有根據靠譜的想法呢?

William Gamson 是研究社會運動裏面的政治意識(Political Consciousness)的重要學者之一。他提出,希望推動個人參與集體行動,需要提升相關的公民的政治意識,或者,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所謂「覺醒」的其中一種理解方法。其中他提出三種基本的對意識:不公義意識(Injustice/ 事件牽涉到對不公義進行抗爭的意識)、集體身份意識(Identity 會認同集體有團結的抗爭者身份意識)、能動意識(agency 認爲真的可以對情況造成某種改變的意識)。

而他也提出,這些意識往往不是被動地從媒體接收過來或者被煽動和驅動的。而是也會透過通俗知識(Popular wisdom)、經驗(Experience)、對話(Conversational)等資源獲取和提升。

關鍵來了。在一個抗爭過程中,人們的政治意識,其實是在運動過程中同時提升的。也就是說,意識的提升和運動的參與,不完全是先有清晰強大的意識,才有運動。這個其實非常容易理解,在抗爭運動中,衝擊的部分其實非常少,對談的、演講的、分享的部分其實更多。過程中,群衆之間互相溝通,並有大量就住運動和政治議題的認真仔細的探討。這種探討往往是日常相對罕見。

因此不少被訪者說,參與社會運動,甚至走到最前綫,其實往往是在過去的一些比較不走太前的參與過程中觀察當時的現象(例如警方的霸道無理),和其他運動參與者共同行動和交流所產生的一種心理和道德的驅動。對於參與抗爭的同學來説,他們不會認爲抗爭結果是不需要考慮的。不過,雖然思考策略重要,但實際上,成敗難以預定,影響情況的因素太多。境況不易預測,所以往往是一面行動、一面觀察、一面交流、一面對應、一面策劃。而從他們過去的經驗來説,這策略是成功的。老實說,我也是身處抗爭處境中,和參與者詳談,才理解到和整理出這種一開始看似沒有清晰目標和成果的運動的邏輯和行動的信念和態度,我對這個群體運動邏輯的理解和「意識」,也是在現場才感受到和比較了解的。

終極問題:公民在哪裏?當權者魔爪敗壞到哪裏?

當然,最終,我們還是要問:這只是群衆覺醒和參與而已,這又如何改變現象呢?

人多了,組織好了,明顯影響也力大;政府要用蠻,既不容易,更不斷凸顯狼狽粗暴醜態。今晚的政總,有市民自動找到並用相機和閃光燈驅逐違規沒有戴證件的便衣警員;我們看到大量市民在大街上到處挪動反包圍警方,舉手和平的組成人牆阻擋甚至反包圍拿住警棍的警察……這些都是新近幾次警方使用各種陰招過後,市民發展的應對模式。明顯地,這個政權,如果不覺悟並帶着謙卑和讓步的態度與大衆協商,在每一步與民為敵的、被視爲不公義的打壓中,將會越來越完全失去有效(率)管治的能力。

當然,你還可以再問:人數多又如何?管治失效又如何?政府會因此而轉變嗎?
我反過來想知道,你憑什麽可以斷定政府面對日益上升的管治代價,仍然沒有讓步的可能?

對!最終,這也許可以説是一場賭博。一場對大衆和當權者終極人性良心下注的
賭博。

示威現場行動的思維邏輯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還是說:「總之你説服不了我。」我是明白理解的。畢竟人總是傾向堅持自己的一套意見。而且心理上,平均人都會把自己視爲比平均其他人聰明。但我的回應只有是:其實我不是為了我自己而要告訴你什麽。從來,參與也應該是自發的,是一種自我的道德責任的反思和體現,而不是要求別人給你什麽什麽超然的理由。你,不是不懂事的嬰兒,怎麽不自己去體會答案。

我之前是對現在的抗爭方法抱有各種懷疑的,同時,不能清楚理解這個參與才有可能的邏輯。雖然不代表現在我沒有懷疑,或者認爲摸着石頭過河就是抗爭運動已經找到最理想的做法。不過,我到那裏去,我跟抗爭者詳細的談,我看,我感受,我閲讀,我思考;然後我開始理解抗爭者的邏輯。起碼,抗爭者並不是很多人口中那麽單純、浪漫、無聊和愚蠢,而是從參與抗爭的歷史和經歷、即場協商、與對峙政權互動…所得出的另外一套在現場設身處地和政權對峙之時的思維模式,甚至可能比起在屏幕背後鍵盤敲出來更合乎於實際狀況的邏輯,雖然這種邏輯並不一定得出最理想的決定。誰又能夠說自己能得出最理想的決定呢?

這是我的一個小結。

(急住寫完,行文粗疏,請務必多多指教。)

2013.7.1遊行調查總結 Q&A:關於7.1遊行的13個「不是」

對於71遊行或者市民參與民主行動的想法,坊間多有評論,過去六篇文章歸納了2013年遊行時進行的問卷調查的結果,對一些坊間想法的的挑戰。以下是簡單歸納出來的其中13條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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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遊行的民意

Q1: 71示威者被泛民政客煽動?

A: 不是。市民根本並不太認同泛民。示威者對泛民的評分 是48.5(50分及格)。雖然有三分二市民給泛民及格分數,但給合格分數的人之中,有一半只給泛民剛好及格的50分。

Q2: 就算梁振英下台,民怨也不會下降?

A: 不是。市民對梁振英的評價比政府整體評價差。很少人認爲是政府整體的錯多於梁振英個人的錯。 雖然有的確存在一定數量的市民把兩者掛鈎(37.7%),但仍然有過半數(55.3%)市民對梁振英的表現,比政府整體表現更不滿。

[Q1-2可參看:(1) 評分]

 

Q3: 遊行是表達不滿情緒,為反而反的訴求大集燴?

A: 不是。遊行的普選訴求非常清晰。以遊行的共識來説,也是明顯地「爭取普選」和「表達對政府不滿」一類政治議題最為清晰重要。

Q4: 遊行人士只是追求政治理想,不理會民生問題?

A: 不是。遊行人士雖然主要爭取普選,但更認爲民生、與民主、本土利益之間是掛鈎的。市民意識上會認爲民生問題和建制沒有維護本土利益有關,以及缺乏普選和政府表現差劣影響民生,這些問題是互相聯係的。

[Q3-4 可參看:(2) 遊行目的]

 

Q5: 市民單純認爲遊行可以帶來民主?

A: 不是。遊行的市民雖然相信遊行「有助」推動民主,但並不是很天真地認爲71遊行就「足以」推動普選。

Q6: 市民希望透過示威強逼政府跪低?

A: 不是。不少市民認爲政府不會因爲示威遊行而回應民意訴求。遊行的市民對政府和建制十分懷疑和失望,並認爲政府不會回應遊行市民的訴求。

Q7: 市民參與遊行只是向政府表態?

A: 不是。遊行行動的對象並不(只)是政府,反而更加傾向認同目的是喚醒(其他)市民的政治意識,以及原則性的表達自己意見(發聲)。

[Q5-7 可參看:(3) 預期成效]

 

Q8: 71遊行市民不理性?

A: 不是。市民傾向認為自己在政治討論是以理性表述為主,也傾向認同自己會贊同與不同意見人士進行多元討論。但在主觀和情緒化表述方面,看法並不一致。示威者一方面傾向認同自身經歷、主觀感受作為政治討論的一部分,並會傾向用諷刺和嘲笑的方式表達看法,但同時不認為自己常用謾罵、情緒化、和粗俗的表達方式。

Q9: 71遊行市民認爲情緒化表達和理性相排斥?

A: 不是。遊行人士傾向認爲,表達主觀情緒也是政治討論很自然的一環,表達主觀情緒,也不代表討論不理性。

[Q8-9 可參看:(4) 情緒與表達]

 

Q10: 只有小部分人支持和平佔中、公民抗命?

A: 不是。四分三被訪者(75.5%)支持和平佔中。被問及是否支持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選,並指明公民抗命為非暴力方式挑戰法規,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選所得到的支持程度,甚至比單單問是否支持佔領中環更加高(88.4%)。

Q11: 支持和平佔中就是支持衝擊行動?

A: 不是。當問到是否支持部分示威者在71後的遊行中衝擊警方封鎖綫,遊行市民意見變得傾向不認同(認同只佔25.7%)。市民傾向支持抗爭行動升級,但同時希望升級行動仍然保持和平和克制。

[Q10-11 可參看:(5) 公民抗命]

 

Q12: 遊行市民盲目為反而反,不懂政治?

A: 不是。有八成市民在遊行期間,可以在沒有多項選擇提示的情況下,直接說出四條政治/政策問題中,起碼其中一條問題的正確答案。其中超過五成市民,更加答對兩條或以上。

Q13: 傳統媒體令市民對政治了解錯誤,網絡媒體才能令政治知識提升?

A: 不是。參與71遊行的人Facebook使用多少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並不明顯。反而,閲讀傳統媒體新聞越多和學歷越高的遊行人士,答對上述知識問題的傾向越高。

[Q12-13 可參看:(6) 政治知識與媒體運用]

 

*調查背景*

這個問卷調查在2013年7.1遊行期間進行。爲了盡力減少抽樣偏頗,調查員團隊在以維園足球場、維園籃球場、維園草地、維園糖街和興發街入口,加上銅鑼灣渣甸坊和灣仔鵝頸橋及終點遮打花園為分區取樣。取樣過程中,調查員會低頭看手錶,同時在區内隨意走動,當秒針指向整點時擡頭並訪問眼前最接近的市民,並在隊伍開始前行之後,就跟隨隊伍,途中繼續收集資料。

調查共得到398個樣本。其中男女比例為59.6%比40.4%,19嵗或以下人士佔14.3%,20-29嵗佔40.0%,30-39嵗佔14.3%,40-49嵗佔9.7%,50-59嵗佔13.6%,60或以上佔8.2%。

香港71遊行問卷調查結果 2013 (6) 知識與媒體運用

到底參與71遊行的人對香港政治議題是否有所認識?還是缺乏政治知識而盲目反對?調查在遊行期間問了7.1遊行人士四條關於香港政治或政策議題的資料性的問題(並沒有多項選擇,要求被訪者提供答案),每條一分。如果被訪者答對所有題目,則有4分,如果全部答錯,則有0分。以下是答對各問題的百分比:

 

遊行市民的政治知識

佔領中環運動由誰發起:65.1%

2012年行政長官選委會人數:48.9%

限奶令何時開始實施:33.7%

中聯辦主任是誰:22.9%

整體得分的比例:4分:7.9%; 3分:20.2%; 2分:27.8%; 1分:23.3%; 0分:20.8%。

因此,有八成市民在遊行期間,可以在沒有多項選擇提示的情況下,直接說出其中一條問題的正確答案。其中超過五成市民,更加答對兩條或以上。能夠答對問題似乎不能夠利用運氣或者剛好「撞中」來解釋。似乎是參與遊行的市民,對政治和政策議題有一定程度的基本關注和認知。

 

媒體運用和政治知識

有說近年新媒體的興起,令市民的政治知識有所提高。以這調查設定的「政治知識」來説,參與71遊行的人Facebook使用多少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並不明顯。反而,閲讀傳統媒體新聞越多和學歷越高的遊行人士,答對上述知識問題的傾向越高。當然,我們絕對可以(也應當)質疑調查對政治知識的定義太多狹隘。不過,如果我們對一些基本資料的認知都不清不楚,「政治知識」是不是有一點缺欠呢?

Regression Political Knowledge

媒體使用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

*調查背景*

這個問卷調查在2013年7.1遊行期間進行。爲了盡力減少抽樣偏頗,調查員團隊在以維園足球場、維園籃球場、維園草地、維園糖街和興發街入口,加上銅鑼灣渣甸坊和灣仔鵝頸橋及終點遮打花園為分區取樣。取樣過程中,調查員會低頭看手錶,同時在區内隨意走動,當秒針指向整點時擡頭並訪問眼前最接近的市民,並在隊伍開始前行之後,就跟隨隊伍,途中繼續收集資料。

調查共得到398個樣本。其中男女比例為59.6%比40.4%,19嵗或以下人士佔14.3%,20-29嵗佔40.0%,30-39嵗佔14.3%,40-49嵗佔9.7%,50-59嵗佔13.6%,60或以上佔8.2%。

香港71遊行問卷調查結果 2013 (5) 公民抗命

2013年71遊行之後,有論調表示單純遊行不足影響政治現狀。不同團體舉辦也了一些後續行動,例如佔領中環的簡介會。同時,也有一些團體繼續示威活動,並在繼續遊行時不滿警方的封鎖和管制措施,而與警方發生推撞。

到底市民是否認同佔領中環、公民抗命,以至衝擊警方的行動

 

參加後續行動

首先,在調查樣本中,遊行之後參與後續行動的百分比:

佔領中環簡介會: 15.6%

繼續示威遊行活動: 3.4%

其他研討會: 1.8%

離開: 79.4%

大部分市民的確是在遊行之後「行完就算」,但也有20%市民表示,會繼續參加其它行動,其中和平佔中簡介會的參加比例佔了大多數。

 

支持佔領中環、公民抗命

在提升抗爭行動方面,參與71遊行的市民有四分三被訪者(75.5%)支持和平佔中。

支持佔領中環:非常同意 48.2%;頗同意 27.3%; 中立 19%;頗不同意 2.1%;非常不同意 3.4%。

同時,當更特定地被問及是否支持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選,並指明公民抗命為非暴力方式挑戰法規,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選所得到的支持程度,甚至比單單問是否支持佔領中環更加高(88.4%)

支持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選:非常同意 57.3%;頗同意 31.1%; 中立 8.7%;頗不同意 1.3%;非常不同意 1.5%。

不過,當問到是否支持部分示威者在71後的遊行中衝擊警方封鎖綫,遊行市民意見變得傾向不認同(認同只佔25.7%)。

支持部分示威者在71後的遊行時衝擊警方封鎖綫:非常同意 10.1%;頗同意 15.6%; 中立 29.9%;頗不同意 19.2%;非常不同意 24.9%。

 

支持行動升級的共識

因此總結來説,市民傾向支持抗爭行動升級,但同時希望升級行動仍然保持和平和克制。不過,支持佔領中環、公民抗命、以及衝擊警方封鎖綫之間,也有正面關係。也就是,支持行動升級的人,也會傾向比較支持其他比較激烈的行動,包括衝擊警方封鎖綫。爲了爭取真普選而提升抗爭行動的程度似乎是一種共識,存在的爭議只是提升抗爭到什麽程度的問題而已。

公民抗命correlations

支持抗爭行動升級是一種共識,爭議只是程度問題。

*調查背景*

這個問卷調查在2013年7.1遊行期間進行。爲了盡力減少抽樣偏頗,調查員團隊在以維園足球場、維園籃球場、維園草地、維園糖街和興發街入口,加上銅鑼灣渣甸坊和灣仔鵝頸橋及終點遮打花園為分區取樣。取樣過程中,調查員會低頭看手錶,同時在區内隨意走動,當秒針指向整點時擡頭並訪問眼前最接近的市民,並在隊伍開始前行之後,就跟隨隊伍,途中繼續收集資料。

調查共得到398個樣本。其中男女比例為59.6%比40.4%,19嵗或以下人士佔14.3%,20-29嵗佔40.0%,30-39嵗佔14.3%,40-49嵗佔9.7%,50-59嵗佔13.6%,60或以上佔8.2%。

香港71遊行問卷調查結果 2013 (4) 情緒與表達

經常有說示威遊行的表述方式是否和平理性非暴力是非常重要的。亦有人會把香港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完成遊行視為展現公民質素的一項指標。到底市民對示威遊行理性表述以及情緒與政治的關係有何看法?

(問題以5-point Likert Scale作答,5分為非常同意,4分為幾同意,3分為中立、2分為頗不同意、1分為非常不同意;第一個數字為市民答案的平均值,[]內的值是同意/中立/不同意的百分比。)

 

政治討論的表述方式

首先,到底市民是不是傾向支持一種理性、客觀、多元、斯文的表述方式來討論政治問題?問題問到遊行人士是否同意一些描述:

他們在討論政治議題是,是不是…..

理性表達 平均 4.11

以事論事: 4.19 [85.9%/12.4%/1.8%]

會保持理性: 4.16 [82.3%/15.1%/2.6%]

仔細分析政治議題: 3.97 [74.5%/21.7%/3.8%]

情緒性/主觀表達 平均 3.15

表達主觀感覺(如憤怒、失望、灰心): 3.84 [70.3%/19.6%/10%]

講自己個人經歷: 3.51 [54.6%/28.6%/16.7%]

會用諷刺或者嘲笑的表達方式: 3.49 [46.4%/24.9%/18.6%]

以閙政府或閙人做表達方式: 2.88 [31.5%/30.8%/37.6%]

情緒化的表達方式: 2.74 [22%/37.4%/40.7%]

用粗俗的表達方式: 2.44 [22.6%/21.3%/56.1%]

不同立場的理解 平均 3.94

當其他人持不同意見時,會主動提出自己意見: 4.02 [77.4%/16.3%/6.3%]

會認真考慮與自己不一樣的意見: 3.97 [75.1%/21.9%/3.1%]

與不同政治立場的人討論: 3.83 [68.7%/20.5%/10.8%]

明顯地,市民傾向認為自己在政治討論是以理性表述為主,也傾向認同自己會贊同與不同意見人士進行多元討論。但在主觀和情緒化表述方面,看法並不一致。示威者一方面傾向認同自身經歷、主觀感受作為政治討論的一部分,並會傾向用諷刺和嘲笑的方式表達看法,但同時不認為自己常用謾罵、情緒化、和粗俗的表達方式。因此,情緒的表述是有界線的。並不是所有情緒在政治討論種都不適用,但市民往往比較少用粗俗的表達方法。

 

情緒對社會運動的重要性

市民對情緒與抗爭的關係,也可以更直接地從市民對「情緒」的看法去了解:

市民對情緒的認同感 平均 3.65

表達不滿情緒是權利: 4.22 [81%/14.4%/4.5%]

政治行動是表達不滿情緒的機會 3.94 [71.3%/18.8%/9.9%]

表達不滿情緒是有力的政治抗爭 3.59 [55.4%/29.3%/15.3%]

表達不滿情緒是目標之一: 3.58 [59%/23.5%/17.5%]

表達不滿情緒有助爭取政治訴求 3.52 [52.1%/31.6%/16.3%]

表達不滿情緒令行動更有意義 3.43 [49.3%/31.2%/19.5%]

情緒是行動的重要部分: 3.27 [44.2%/33.2%/22.6%]

整體來説,遊行人士對情緒在政治行動中的角色並不是非常反感但也不顯得特別支持。不過,也會傾向認同市民有(透過政治行動)表達不滿的權利,情緒的表達也是市民政治參與正常的一環,雖然並不是一種目的,也不太認同情緒表達會對政治抗爭有特別好的效果。

 

理性與主觀情緒表達是否相排斥?

最後,如果我們認爲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表達方法是一種維穩的力量,甚至窒礙激烈態度的政治表現,我們可以預期,比較認同自己是理性表達政治訴求的人,會傾向不認同自己討論政治時代有主觀情緒。但事實上數據分析顯示理性和主觀情緒表述方式的關係是正面的0.169,(雖然相關程度不如理性和多元討論0.548),但也可以顯示,市民並不認爲理性討論和主觀情緒表述一定是相排斥的。相反地,參與政治討論時,認爲自己多會理性表述的越高,表達主觀情緒的傾向也會越高。也就是,遊行人士傾向認爲,表達主觀情緒也是政治討論很自然的一環,表達主觀情緒,也不代表討論不理性。

Discussion Correlation討論政治時理性和主觀情緒表述的關係

 

*調查背景*

這個問卷調查在2013年7.1遊行期間進行。爲了盡力減少抽樣偏頗,調查員團隊在以維園足球場、維園籃球場、維園草地、維園糖街和興發街入口,加上銅鑼灣渣甸坊和灣仔鵝頸橋及終點遮打花園為分區取樣。取樣過程中,調查員會低頭看手錶,同時在區内隨意走動,當秒針指向整點時擡頭並訪問眼前最接近的市民,並在隊伍開始前行之後,就跟隨隊伍,途中繼續收集資料。

調查共得到398個樣本。其中男女比例為59.6%比40.4%,19嵗或以下人士佔14.3%,20-29嵗佔40.0%,30-39嵗佔14.3%,40-49嵗佔9.7%,50-59嵗佔13.6%,60或以上佔8.2%。

香港71遊行問卷調查結果 2013 (3) 預期成效

(問題用的是5-point scale,5分代表非常同意,4分代表幾同意,3分代表中立,2分代表幾不同意,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遊行人士是否認同遊行有效

首先,還是看看整體遊行人士是否認同遊行有各種效果的評分平均數,以及同意(包括非常同意及幾同意)/中立/不同意(包括非常不同意及幾不同意)的比例:

可以喚醒市民政治意識: 4.21,80.5%/14.6%/4.8%

可以有效表達自己意見: 4.00,71.4%/21.5%/7.1%

有助爭取普選: 3.87,65.9%/22.2%/11.8%

有效令政府回應民意: 3.64,56.4%/26.0%/17.6%

考慮到4分代表同意、3分代表中立,這組數字大部分在接近同意到同意與中立之間。相比起前文引述的市民參與遊行的目的,支持度和共識相對低很多。也就是,例如,雖然市民傾向非常同意遊行視爲了爭取普選,但遊行是否真的有助普選,似乎是有懷疑的

如果再看另外兩條問題的結果,會發現市民其實也頗懷疑遊行對政府和爭取普選的真正影響力。

71遊行不足以推動普選: 3.32,50.6%/24.9%/24.4%

71遊行對政府的影響好有限: 3.21,46.0%/27.6%/26.5%

這兩條題目的分數雖然比認同遊行效果的分數低,但平均分仍然是高於中立的,也就是,整體來説,遊行人士傾向認同多於否定這兩種説法

要如何理解這對數字呢?很難説,但也許可以這樣考慮。

一,遊行的市民雖然相信遊行「有助」推動民主,但並不是很天真地認爲71遊行就「足以」推動普選。

二,遊行的市民對政府和建制十分懷疑和失望,並認爲政府不會回應遊行市民的訴求。市民對透過和平遊行示威影響政府決策是抱有懷疑的,也可以説是一種遊行的同時又存在「無力感」的狀態吧。

三,結果遊行行動的對象並不(只)是政府,反而更加傾向認同目的是喚醒(其他)市民的政治意識,以及原則性的表達自己意見(發聲)。雖然,增加遊行人數並不是遊行的主要目的,但市民也許相信越多人覺醒,「爭取普選」的機會就越高?

 

矛盾的想法和無力感

最後,到底有多少市民存在一種71既有影響力,但又有不足的”矛盾”想法?

如果把「非常認同」和「認同」歸類為「認同」一種看法,而「中立」、「不認同」和「非常不認」同則為「不認同」一種看法,那到底有多少遊行市民,同時認同遊行有助爭取普選,但又不足以達到普選;遊行有效令政府回應訴求,但又覺得遊行對政府影響力有限?

Statement 1: 遊行有助爭取普選。

Statement 2: 遊行不足以達到普選。

[正面組] 認爲能夠爭取普選(同意1),也足以達到普選(不同意2): 36.3%

[矛盾組] 認爲能夠爭取普選(同意1),但不足以達到普選(同意2): 29.9%

[負面組] 認爲不能夠爭取普選(不同意1),也不足以達到普選(同意2): 20.7%

[中立不決組] 兩者都不同意(包括中立): 13.0%

Statement 1: 遊行能令政府回應市民訴求。

Statement 2: 遊行對政府影響力很有限。

[正面組] 認爲能夠令政府回應市民(同意1),對政府也有影響力(不同意2): 35.3%

[矛盾組] 認爲能夠令政府回應市民(同意1),但對政府影響力有限(同意2): 23.8%

[負面組] 認爲不能令政府回應市民(不同意1),對政府影響力有限(同意2): 21.8%

[中立不決組] 兩者都不同意(包括中立): 19.4%

這兩組分析顯示,有超過三分一遊行人士對遊行的效果仍然是頗正面的,認爲有效爭取普選,也能對政府產生影響。

但同時,不少(四分一左右)的市民認爲遊行有一些作用,但單靠遊行影響力有限的一種”矛盾”心態。

另外,也有五分一人無力感很重,傾向不肯定遊行對普選和改變政府有效果。

*調查背景*

這個問卷調查在2013年7.1遊行期間進行。爲了盡力減少抽樣偏頗,調查員團隊在以維園足球場、維園籃球場、維園草地、維園糖街和興發街入口,加上銅鑼灣渣甸坊和灣仔鵝頸橋及終點遮打花園為分區取樣。取樣過程中,調查員會低頭看手錶,同時在區内隨意走動,當秒針指向整點時擡頭並訪問眼前最接近的市民,並在隊伍開始前行之後,就跟隨隊伍,途中繼續收集資料。

調查共得到398個樣本。其中男女比例為59.6%比40.4%,19嵗或以下人士佔14.3%,20-29嵗佔40.0%,30-39嵗佔14.3%,40-49嵗佔9.7%,50-59嵗佔13.6%,60或以上佔8.2%。